晚礼服的女明星端着一杯红酒，嘴唇红得像她手腕上最鲜艳的那根红绳。路上的行人从高处看像一群沉默的蚂蚁，在十字路口聚拢又散开，在红绿灯的交替中循环往复。而他坐在那里，一个人，脊背挺得很直，和他在陆家大宅客厅里坐在红木沙发上时的姿势一模一样。他面前的茶台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——一把西施壶，两只品茗杯，一个公道杯，壶嘴正冒着热气。茶室里没有别人。整间茶室只有他一个人。
尼玛在门口站了几秒。然后她走进去，在茶台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椅面是黄花梨的，很硬，硬到坐久了尾骨会疼。椅背很高，让人只能端坐——不是可以靠在上面放松的那种，是必须挺直脊背、双膝并拢、双手放在膝盖上的那种。她没有靠到椅背上。陆震廷抬起眼睛看着她。他的目光和上次在书房里时一模一样——平静、集中，所有的计算都在表面之下。但他眼角那道疤痕——三十多年前在东北零下三十度里等客户时留下的——今天看起来比平时更深，像是被刚才那杯茶的热气蒸得微微泛红。
“你来了。”他说。不是问句。是确认。
“嗯。”
“要喝什么茶？”
“都可以。”
他给她倒了一杯普洱。茶汤是深琥珀色的，在白色瓷胎的映衬下近乎透明。茶香很醇，带着陈年的老味——不是那种新茶的青涩，而是被时间打磨过的沉稳。陆震廷端起自己那杯，抿了一口，放回桌上。他的动作和沈佩兰在茶会上一样——从容、精确、滴水不漏。端起杯子时手腕不碰桌沿，放下杯子时杯底落在茶托正中央，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尼玛看着他的动作，想起了沈佩兰——这对夫妻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三十多年，连端茶杯的方式都变得一模一样。她忽然觉得，沈佩兰今天早上送来的那袋药片，大概不是第一次。也许三十多年前，也有一个老妇人把药片塞进沈佩兰手里，说“陆家老爷子不知道我拿了这些”。也许每一代嫁进陆家或试图嫁进陆家的女人，都有人给她们送过药片。药片是传下来的。沉默也是。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吗？”陆震廷问。
“知道。”尼玛说。她端起茶杯，没有喝，只是用双手捂着杯身，让茶水的温度透过瓷壁传到手心。手心是凉的——今天在阳台上站久了，江风吹透了那件灰色连衣裙。茶水的温度从瓷壁渗进来，很慢，很柔，像她在窗前供酥油灯时，火苗刚舔上灯芯的那一瞬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