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针织出来的。她本来想把它放在他们以后住的地方——不管那个地方在哪里。现在她知道，那个地方不会有了。至少不是她和他一起住。这条毯子会留给他。冬天的时候，他盖着它，就是她在抱着他。
她靠在床头，看着他。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隙里落进来，落在他的脸上。他的眉头在睡梦中也微微皱着——那是这两个月来新添的皱纹。她伸手想去把它抚平，手指在离他额头还有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。她怕碰醒他。她只是看着。看着他的眉骨，他以前眉毛不会皱这么紧的。在加德满都的时候，他的眉毛是舒展的，看什么都是新的——杜巴广场的落日、费瓦湖的晨雾、郎当山谷的雪。那时候他不用每天接到陆震廷的电话，不用在冻结账户后翻通讯录借钱，不用坐公交车去上班，不用在超市收银台前被人说“先生，换一张卡吧”。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游客，一个举着相机不知道该不该按快门的男人。后来他放下了相机，但背上了更多东西——她的肺病，她的中文课，她每天早上窗前的那盏酥油灯，她和他父亲之间那道永远无法填平的沟壑。
看着他的鼻梁。在郎当山谷的木屋里，酥油灯的火苗在两人之间微微跳动，她的脸被火光照亮，他的鼻梁在火光中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。他看着她的眼睛，说了那个字。爱。他说得很轻，但很稳。不是那种排练过的、准备好的告白，是那种积蓄太久、终于从嘴里自然滑出来的字。她当时没有回答，只是伸出手，轻轻握住了他的手。现在她想回答他——想说我知道，从你在杜巴广场没有按快门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了。但她不能。她必须让他以为她不爱他。这是她欠他的最后一笔债。
看着他的嘴唇。他睡着的时候嘴唇会微微张开一点，像在说什么梦话。在大理的客栈院子里，他蹲在她面前，说“明天就回去了”，她用手指按住他的嘴唇，说“不要说，今天还没过完”。那个动作是真的。她的手指感觉到他嘴唇的温度——有一点干，有白天在苍山上被风吹过的粗糙感。她把手指从他嘴唇上移开，他握住她的手，翻过来，低头看着她的掌纹。他说她的掌纹很深，比他的深很多。她说她的生命线很长，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。她没说的是，生命线长不代表活得久，只代表要扛的东西多。现在她要扛的，是亲手撕碎他在她心里最干净的那个画面。她要让他看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