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把剩下的钱交给了校长。不多，但够买一批新的课本和几个篮球。校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夏尔巴男人，头发花白，戴着一副老花镜。镜片很厚，把眼睛放大了很多。他从老花镜的上方看着尼玛，认出了她，也认出了这些钱的厚度意味着什么。他没有问。他只是双手合十，微微鞠了一躬。尼玛也合十回礼。她走出学校的时候，一群孩子在操场上追逐，一个球滚到她脚边。她弯腰捡起来，把球扔回去。孩子们喊了一声“谢谢姐姐”，然后继续跑。她站在操场边看了很久。那些孩子的笑声在晨光中飘荡，和她在郎当山谷听到的风声一样干净。
阿斯玛傍晚来了。
她带来了一壶自己酿的青稞酒和几个烤土豆。两人坐在门廊下，雨已经停了，但铁皮屋顶上的积水还在滴。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空气里弥漫着雨后泥土的味道——那种泥土被雨水翻新之后散发出来的腥甜味，混着青稞酒的酸香。阿斯玛把青稞酒倒进木碗里，递给尼玛。尼玛接过，抿了一小口。酒很烈，辣嗓子。她咳了两声，但继续喝。热意从喉咙往下走，走到胸口，走到胃，走到指尖。她的指尖在木碗边缘轻轻摩挲着，能感觉到木头被刀削过的纹路——这只木碗大概也是阿爸雕的。
“值得吗？”阿斯玛忽然问。
尼玛端着木碗的手停了一下。然后她继续喝。她没有回答。她只是把木碗放在膝盖上，看着门廊外被雨水洗过的山谷。远处的雪峰在云层中露出了半个山尖，在暮色中泛着淡紫色的光。雪顶被云雾遮了大半，只露出最上面的一小片，像一个半遮面的女人。她想起在重庆的那些夜晚——公寓的阳台，嘉陵江的灯火，超市收银台上弹出的“余额不足”，她在窗前供了一盏又一盏的酥油灯，火苗在江风中摇摇晃晃但从来没有灭过。她想起离开重庆的那个早晨，她在熹微的晨光中俯下身，在他额头上印了一个吻，很轻，轻得像一片雪落在雪山上。她想起他说“我想把你拴住”时手指在她手腕上笨拙地打结，想起他在和平塔的月光下系红绳时手在微微发抖，想起他在杜巴广场举起相机但始终没有按快门。
值得吗？她没有回答。但她知道答案。
阿斯玛没有追问。她把尼玛喝完的酒碗重新倒满，然后举起自己的木碗，碰了一下尼玛的碗。木碗碰撞发出一声闷闷的轻响，像两颗心撞在一起。
“回来就好。”阿斯玛说。
阿斯玛走了之后，尼玛一个人继续坐